如今已经快到午夜，不到十个小时以后，他和德·拉罗舍尔伯爵就要面对面地站在万森树林湿润的泥土上，他们过去曾经一起进行过许多次愉快的交谈，然而这一次他们恐怕只能用枪声进行对话了。一年之前的这个时候，他们大家还在俄国进行访问，就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和伯爵的关系发生了一种质的改变。当他们在那间破烂的农舍里意乱情迷的时候，谁又能料到一年之后，双方却要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呢？命运可真是变化无常啊。

在吕西安的内心深处，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可罪人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面对良心这个有些无情的法官，凡人们本能地会为自己寻找用来开脱的理由——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孽，比起向神父忏悔或是向预审法官招认，可要困难的多了。于是，他刚刚还在自责自己的见利忘义，转眼间就又开始责怪伯爵的食古不化了。

“现在想来，还是用剑决斗好些。”他心想，毕竟若是让他和德·拉罗舍尔伯爵斗剑的话，只要他自己胳膊上或是身上被刺出一道伤口，他就可以借势晕倒，叫停决斗；若是他占了上风，他也可以给伯爵的胳膊上或者腿上来一下，只要对方没办法再拿起剑来，决斗也就分出胜负了。至于双方谁胜谁负，这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了，重点是双方都在角斗场上见了血，只要这样，大家的名誉就都保住了。

可用枪决斗，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两个人隔着三十步的距离向对方开枪，最终的结果是完全无法预料的。若是弹丸直接打进了他的脑袋，让他的头颅像一个摔在地上的西瓜一样爆开，那就算阿尔方斯愿意出一亿法郎来救他，恐怕也无济于事。也有可能子弹会打在他的脸上，那他恐怕就会毁容——还不如直接死了痛快些。

阿尔方斯为什么会选择让他用枪决斗？按照规矩，吕西安是被挑战的一方，因此他有权挑选武器。既然是这样，那么用手枪来决斗，就是阿尔方斯的意思了。此人在剑术和枪法上都颇有心得，不可能会不明白其中的关窍，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银行家故意要让吕西安在生死边缘走上一回，这是阿尔方斯对他的惩罚——无论吕西安杀死伯爵，还是伯爵杀死吕西安，哪怕是两个人同归于尽，想必都能让阿尔方斯出上一口恶气。这个该死的混蛋！他本应当派别人去做这个证人的。

“上帝保佑。”他一边在屋里走动，一边机械地重复着祈祷文。吕西安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女人，可她的儿子只有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才会念起天主的名字。仁慈的天父想必对他这样的投机者不愿多加理会，可万一祂偶然动了恻隐之心呢？试一试总没有坏处呀。

这时，他想到自己应当留下些话，或许写一封遗嘱以备万一。于是他走到写字台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又拿起一支笔。笔尖在白纸上方悬停着，而他却想不出来他的话该写给谁。父亲和母亲早已长眠于六尺之下，至于那位杜·瓦利埃先生？他活着的时候都不愿意和此人多费唇舌，死后难道还要留话给他吗？

若是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想必会给自己的妻儿留下几句话；若是他有个爱人，那么也能在纸上写下几句带着爱意的诀别之语。可吕西安·巴罗瓦什么也没有，他在这个名利场里攀爬了这么久，当他终于有机会停下脚步往四周看看时，看到的只有金碧辉煌的荒芜，而几乎每一个和他以“朋友”相称的人，脸上都带着虚与委蛇的假笑——或许有一个不是，可这个人明早就要和他一起站在决斗场上了。这个念头让他的胃里仿佛一下子充满了苦涩的胆汁，他感到自己快要吐出来了。

他苦笑了一声，放弃了留下几句话的念头，至于遗嘱也没什么必要，把他的全部财产减去欠阿尔方斯的负债，得到的究竟是个正数还是负数还都不好说呢。若是最终还剩下一点清汤寡水，那就让那些秃鹫似的律师和公证人去同那些他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去瓜分吧，对此他一点也不在乎。

他拿起那张白纸，将它撕得粉碎，朝空中一抛，任纸屑如同雪花一般落在地毯上。桌子上的白兰地还剩下半瓶，他给自己倒上了一满杯，仰头喝下，他的舌头被类似于橡胶燃烧的刺鼻味道刺激的发麻，真是好一杯苦酒，他苦涩地想。

热气从他的胃部顺着血管流到全身，让他的精神平静了些。他没有叫仆人，自己换好了衣服，关灯上床，仰面望着挂在上方的幔帐。屋子里安静的吓人，就连钟表的齿轮声都让他的心脏跳个不停，整个世界仿佛都压在了他的胸口上，他像是那个从马拉松跑到雅典的信使一般，用力地大口呼吸着。

等他躺在墓穴里，周围也会像这般安静吗？他用力地将后脑勺在枕头上撞了几下，试图将这个念头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出去，但却事与愿违，这一类的念头像是蒲公英种子一样，落在他的脑子里，马上就在那里生根发芽了。

他开始想象自己的葬礼，阿尔方斯会为他办一场葬礼的吧？或许这个人还会在葬礼上致辞，说到动情处还会假惺惺地挤上几滴眼泪。那些政界和商界的大人物们应当都会出席的，这个葬礼会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可以完全不受注意地互相交流，联络感情或者达成协议，而这恐怕会是吕西安作为一个政治家留下的最后遗产了。克列孟梭或许会在他的报纸上最后嘲讽一番，声称吕西安·巴罗瓦这一死，比他“一辈子活着对法兰西的贡献还要大”。在政治上，绝大多数的胜利都是靠比对手活得久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