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提议十分……令人感兴趣。”他喝了一口酒，试图让自己翻腾的胃部平静下来。
“这么说我们达成一致啦？”费里弹了弹烟灰，“您现在是我们这边的，而不是那些穿着教袍的乌鸦那边的？他们能给您钱，也能替您说好话，但是却不能让您当总理——除非比起当总理您更想要当红衣主教，或者让教皇给您封圣？”
“您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样执着？”吕西安有些好奇，“如果您再这样和教会为敌，我怀疑他们甚至都不会让您在教堂里举办葬礼，也不会让您葬在教会的墓地里。”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这是我的政治遗产。”费里先生说，“这份《政教分离法》会让我青史留名的，这个共和国迄今为止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可担任过总理的人已经可以挤满一个会议室，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前总理在历史书上留下短短的一行记载，我要让一百年后的法国人还记得我的名字——这比起那个可恶的葬礼要重要得多。”
吕西安接受了费里的说法，他们碰了一次杯，喝干了酒，然后互相握手。
“那么，我等待您的好消息。”费里在送吕西安出门的时候说道。
当吕西安坐在马车上时，他脑海里再次闪过费里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老年斑。儒勒·费里已经年近六十，这个年纪的人的确到了考虑自己政治遗产的时候。要不了几年，这个老头子就会变成历史书上的一行字——姓名，生卒年月，曾经担任的职务，功绩和影响（或是做的恶事以及造成的损害）。古往今来那些璀璨的名字：高尚的人，例如《圣经》当中的圣徒，圣女贞德，罗兰；伟大的人，例如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或是卑劣的，人例如尼禄，犹大，卡里古拉——他们的身体或许被埋在华贵的陵墓里，或是早已尸骨无存，但历史书上的那几行字才是他们真正的墓碑，是他们璀璨名字的安息之处。
吕西安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这张脸光洁而毫无瑕疵，因为喝了酒而微微有些发热，而几十年后这张脸也会变成费里先生那样，这个念头让吕西安的酒都醒了一半。到了那时，他面前的除了死亡还剩下什么呢？他除了所谓的“政治遗产”之外，又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这个念头令他感到忧伤，他足够聪慧，因此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人生的这种必然性。人生不过是在永恒的长眠之前进行的热身运动，在这几十年里得到的一切和失去的一切，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罢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些关于政治思想的辩论，关于财政预算的争吵和关于个人利益的汲汲营营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没有意义的呀！
他想起自己曾经和阿尔方斯谈论过这个问题，而银行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和平日里一样的豁达，“您何必去想这些东西？如今生活正给您以她的恩宠，那么您就尽情的去享受吧，何必去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烦心呢？”他羡慕阿尔方斯的这种态度，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银行家每夜想必都能够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把夏尔叫来办公室，说了自己的最新决定，“我们和费里先生站在一起。”他宣布，并且要求夏尔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教会。
对于吕西安的态度转变，夏尔并没有表现的太过惊异，毕竟部长们改变决定的速度比青春期的孩子还要快，“那么我们现在和费里是一边的了？”
“在这件事情上是的。”吕西安并不打算告诉夏尔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对方提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条件”。
夏尔当天就去了大主教那里，下班之前，他带来了教会的回复。
“他们很不满，觉得您和费里都缺乏谈判的诚意——这一点我觉得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已经做了不少让步了。”
“但在费里看来还不够多。”吕西安用力在一份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的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教会不愿意再做任何让步了，大主教让我转告您，如果您和费里一意孤行要推进这样反基督的法案的话，那么教会也不介意和你们在议会里斗一斗。”
“那样就会闹的很难看，”吕西安将桌上的台历撕下来一页，“而且时间不够了。”
他用力将撕下来的那一页台历揉成一团，朝着房间的对面扔去。
英雄与恶魔
时间毫不留情地向前飞速流动着，很快就到了四月底。在之前的半个月里，吕西安在教会和费里那一派之间竭尽所能地进行斡旋，却收效甚微——教会已经坚决拒绝进行更多的让步，而费里则向吕西安暗示，如果部长阁下无法按照他的意思迫使教会低头，那么之前他开给吕西安的那张空白支票自然也就宣告无效了。
不幸的是，对于吕西安来说，用来通过这项法案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巴黎世博会已经确定将于六月一日开幕，因此在五月中旬之前一切都必须有一个结果——因为关于这项法案的争论势必会影响到他在世博会上大出风头的计划。他已经下了决心，到了五月中旬，无论能否得到教会的让步，他都会强推费里版本的法案进入议会表决，至于能否通过就全凭运气了。这或许会对他的声望造成影响，但至少也能够给这一摊麻烦事画上一个句号。
深陷困境当中，他不由得对阿尔方斯产生了一点怨言：是阿尔方斯鼓动着他掺合进这一摊浑水的。若是早知道会闹到现在的境地，他当初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而是在这个部长的位子上舒舒服服地混上几个月，等待世博会之后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当然，这样的腹诽他只敢在脑子里想想罢了，他可不敢去阿尔方斯面前抱怨些什么。